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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劳筋骨苦心志探寻村官真形象

发布时间:2021-01-13 13:47:38 阅读: 来源:胸针厂家

大学生劳筋骨苦心志探寻“村官”真形象

团队合影团队成员李露进村入户进行调查1个团队,跨3个年级,15名学新闻的大学生。历时1年的调查研究,学校和企业的双重资助,11个地市近百个村庄的问卷调查,5年1258篇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由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系15名新闻专业本科生组成的“大学生村官形象研究小组”用700多名应届毕业生对大学生村官的期待,近500名社会公众对大学生村官的评价,160多名大学生村官对自己的身份认知,碎片化地还原了大学生村官“相对真实”的形象。在他们眼里,这一年的成果不仅仅是一册6.7万多字的精致报告,更是一次走出大学课堂,走向田野社会,勇敢而生涩地尝试。为什么是农村?是大学生村官?是他们的“形象”?蔡楚泓今年即将从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毕业,是“大学生村官形象研究小组”团队里年龄最长的学生,课题研究的发起人,这个团队的组长。学弟学妹们平时都亲切地称呼他“师兄”。“师兄,总能让我感受到他对新闻事业的激情与虔诚,对科研和学问的认真与执着,对乡村传播问题的专注与敏感。”团队成员,2011级的陈斯洋告诉记者。蔡楚泓曾在山西农村做过短期支教。他说:“山西农村广、农民多、农业问题复杂,这是我们进行田野调查、社会研究的天然‘训练场’。”2011年暑假,他和伙伴在山西晋中、吕梁、运城三地的部分农村进行过关于农民媒介接触情况的调查。“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分析结果上,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蔡楚泓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曾在一次会议的间隙见过蔡楚泓,“他对我们的成果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有些特别犀利,我当时真想挖个洞钻进去”。“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做好它。”蔡楚泓想。常言道:“变山变水先变人,致富增收靠能人。”新农村建设发展的突出瓶颈其实就是基层人才的匮乏。高校毕业生下乡当“村官”在中国乡村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学生”和“村官”这两个以前看似不搭界的名词,通过“大学生村官计划”被紧密联系到了一起,频繁地通过媒介进入到公众视野,成为当今中国一个热门的话题。“大学生村官形象研究小组”的指导老师,山西大学新闻系的庞慧敏告诉记者:“中国是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在长期的乡土社会中形成了紧密联系而又错综复杂的基层体系。大学生初到农村要想处理好复杂的基层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人员的大学生村官在村子里担任着村支书或村主任助理的职务,却没有正式编制和具体规定的职责。“他们既不是村民也不是村干部,对村里事务的管理没有监督权、建议权,更没有组织管理权,尴尬的身份就会让他们很难在基层开展工作”。蔡楚泓说,“再加上专业不对口、人际关系难处理、生活不习惯、农村利益纠葛等问题,这自然就形成了一些地方大学生村官‘下不去、用不上、留不住’的困境。”团队的“二把手”,2010级新闻学专业班长李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某一社会群体形象的研究本身就是一门‘显学’。”“学新闻的我们去探究大学生村官的形象,相信能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宣传部门的传播报道提供一定的帮助,也许能够扭转大学生村官们的生存现状也难说。”出于学新闻的好奇本能,出于对“山西农民媒介接触情况调查”的耿耿于怀,出于“用所学知识为社会尽点力量”的想法,蔡楚泓和李露在指导老师庞慧敏的帮助下,开始“招兵买马”组建团队。媒体如何报道大学生村官通过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剧、电视新闻、网络视频、微博发帖,“大学生村官形象研究小组”对2008年到2012年间,涉及大学生村官的材料进行了统计归纳。“搜集这些资料,真的花了我们很多时间。”2010级的杨可告诉记者,在经过了全面摸底普查后,他们最终确定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作为内容分析的主要文本。“《中国青年报》主要以青年为读者对象,一贯关注青年利益,注重挖掘青年问题报道中的社会背景。一直高度关注大学生,关注青年大学生村官。”蔡楚泓说,2009年4月24日中青报在全国媒体中率先增辟了“大学生村官”专版,并每周利用该版集中报道大学生村官的政策以及动态。“我想以中青报做研究对象,一定能描摹出大学生村官的媒介形象。”2011级的8名成员跟着组长蔡楚泓,跑到了即将搬迁的山西大学图书馆,一头钻进了报刊阅览室。整整两天的“报海拾珍”,他们从2009年开始往前追溯关于大学生村官的报道。他们一边在蒙了尘土的报纸堆中“淘金”,一边拿着单反相机记录着报章上的历史点滴。通过对近30年《中国青年报》的查阅,他们发现了最早关于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报道:1992年5月1日由记者李桂茹采写的《珠海三灶区招募大学生当村长助理》;最早塑造的大学生村官个体形象的报道:1991年8月7日由记者吴苾雯采写的《一个大学生的人生雕像——记仙桃市剅河镇青年干部张友军》。“不得不说,对报纸内容进行编码这项工作的确很累,而且会让人烦躁。但对于锻炼心智来说,却不失是个好方法。阅读文本让我了解到社会的热点与动态,明白了媒体报道的一些方法,让我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身边的社会。”2011级的付亚婷在回忆内容分析的过程时告诉记者。为了减少误差保证研究的科学性,调查小组采取了总体取样的方法,对新闻正文中含有“大学生村官”一词的报道都进行了分析。“5年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竟然写了1258篇报道,这其中还有很多长篇通讯,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蔡楚泓说。但媒介的呈现终究还是有很多值得完善之处:版面分布不均;体裁形式有待丰富;模糊笼统的概括多,对村官个体的呈现少;党政官员的声音强,作为选聘的来源——大学生、培养大学生的各地高校、各界专家学者的声音弱;报道区域分布不均衡;文化、生态等内容重视不足;男女出现频率不平衡等,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现实与媒介呈现的距离。团队指导老师庞慧敏正在德国研修,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真实面,新闻产品乃是经过建构后的产物,媒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新闻机构的产品本身就是经过层层选择后的结果。大学生村官的形象本身就是政治与大众媒介共同作用的产物,《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态度积极,相对客观,也有价值引导,这是个可以理解的结果。“只是,我们希望媒介塑造的大学生村官形象更接地气,更鲜活些。”庞慧敏说。1/3 123下一页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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